马斯克向往每周工作80小时 生产队驴都不敢这么用！

在中国,正义观与和谐观交织在一起,正义与和谐构成为中国司法正义观最有特色的价值内涵。

一、两种法治观念：理想主义法治与实用主义法治 尽管我国不同社会主体对于法治基本问题的认识、见解或主张林林总总，但就其分歧而言，大体上可归结为理想主义法治与实用主义法治这两种不同法治观念的差异或对立。首先，法治是作为一种社会理想而符号化地进入到我国社会成员思维和心理层面的。

然而，更需要揭明的是，我国社会的一些特殊因素，进一步放大了实用主义法治在我国的需求，深化了实用主义法治在我国的现实基础。首先，法学理论界自身应通过对前述法治基本知识或法治的客观本相的认同而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其次，同其他新兴法治国家一样，我国主导政治力量在推动国家向法治化转型、完成法治化基本建构的动员中，往往也自觉或不自觉地美化法治的社会效用，突出宣扬法治的积极意义。其二，某些社会生活的领域，并不适合于法律手段的运用。近现代各国法治实践表明，各国的法治实践既有相通、相同的一面，也有不同、相异的一面，由古至今，不存在一个正宗、正统或标准化的法治模式。

其二，我国同时又是高度重视人脉关系的人情社会，人情社会往往更推崇实用主义的问题处理方式。三是保持并维护司法机关在具体司法事务中的自主权和自决能力。党的决议和行政政策既可能从属于法律，也可能补充、更改，乃至于取代或超越国家机构／行政及其法规之上。

它代表的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念，被设定为是代表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和意愿的实体。它无疑带有一定的实质性道德理念维度，在理想情况下，可以适当改造犯罪人、敌人或党内的违规者。国家在劳动法之外，同样采用了来自行政部门的条例／办法，如劳动部在1994年发布的《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的通知（钟炜玲，未刊稿），以及其后诸多的条例和规定，包括《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问题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4〕78号）（国务院办公厅，2004）等文件。实际上，在客观环境最接近中国实际的日-韩-台历史经验中，国家在推动合作社上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

但在政法大学的表述中，政治／行政是和法律并列的，并且是先于法律的。最后是如今的专业合作社法，盲目模仿现代西方法律，无视中国历史与社会的基本实际，所说明的是，背离实际的意识形态化的理论是多么地充满误导性，多么地使人们以空想来替代实际，以错误和不合适的理念来替代具体、实际的可行方案（政策和法律），为的是表面上的现代化、与国际接轨和国际前沿。

然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战胜许多艰难险阻而取得的。最终，他的比较法史强调的是现代西方法律的现代性和普适性。但在中国，西方未成年人法庭的功能是由警察机构（民国时期如此，如今更加如此）而不是法院来施行的，基本处于法院系统之外。这就和现代西方以形式化单一年龄（18岁）来作为成年人与未成年人的划分线截然不同。

第2卷：《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2003［2007］，上海书店出版社。一个例子是，国家公安部门除了在执法之外，还承担了规模庞大的、在西方一般隶属于司法单位和法院的施法功能，特别是其所谓的公安调解，由警察通过行政调处来解决纠纷。其中的关键是，无论是立法还是行政，都必须从实际出发，不可仅凭理论来设想。以儒家思想来衡量，康德的思想要远比韦伯的更包容和中允，而那样的思维也是数千年来主导中华法系的思维方式，并且仍然可以清晰地见于中国如今的正义体系。

我们同时可以从司法实践中（实际案件判决中）看到，地方法院的审判人员，遇到工伤赔偿案件时，如今并不是清一色地简单援用成文劳动法律条文来审理涉及工伤赔偿的案件，而是同时援用了其他的资源，包括行政部门的条例，尤其是国务院公布的《工伤保险条例》（2004年施行）以及2013年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2013）（钟炜玲，未刊稿）。） 在道德理念之外，自首制度显然也包含一定程度的行政手段性质。

蒋正阳，未刊稿，《中国特性的法律现代化——以陕甘宁边区自首制度为中心》（引用经作者允许）。但是，把这样的制度和社会现实投射于中国农村，由此来设计农业合作社，是完全脱离实际的抉择。

它凭借演绎逻辑而实现普适性、绝对性，排除了行政干预。民、刑事两大系统仍然相互交搭、互动。）它促使细事和无过错纠纷可以通过中间人的斡旋而简易、低成本地处理，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维持（即便只是表面上的）和谐，让同一社区的成员能够更好地长期共处。而乾隆帝从此出发，对国家法律做出一些具体、实用性的阐释：说明十岁以上的杀了人的儿童如果与被害者年龄相差四年以上，并且长期受到其欺凌，可以上请收赎体刑，免去死罪。相比之下，他对其他文明的法律的分析，则因局限于其历史时期对非西方文明比较有限的知识，并不具有其对西方法律同等的洞察力。党章的序言因此可以说是比国家宪法序言要详细得多的宪法性序言。

伴之而来的是正规经济就业人员（即具有法律保护和社会福利保障的）在城镇就业人员总数中所占比例的快速萎缩（从1978年的99.8%降到2010年的仅仅36.8%）（黄宗智，2013：63，表2。（例见黄宗智，2016，尤见6-8）上述的在转型期间的共时性现象的含义则更在于，它们说明了中国现行的正义体系的性质与来自西方的韦伯型法律概念的基本不同。

（黄宗智，2013：63，表2） 但我们同时也要看到，在这个巨大的历史潮流中也有一定的逆流。山东省和江苏省长期纠缠于位于两省交界的微山湖的利益分配，涉及三十多个傍湖的村庄。

结果是出现了日本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农业发展的黄金时期，以及稍后在韩国和台湾地区呈现的类似的农业发展，为它们在人均产出上进入西方发达国家的行列做了重要的铺垫。它不是一个中国VS. 西方、实质VS. 形式、非理性VS. 理性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问题，而应该是一个取长补短、协调磨合，并由此创新的问题。

蒋正阳进一步论证，在革命战争时期，边区政府相当广泛地借助自首的概念框架和话语来试图促使俘虏投诚或提供情报。譬如，如今美国的500强跨国公司，不少雇用数以百计的税收专业律师和会计来钻法律漏洞而避免应缴纳的营利、增值税。（Weber， 1978［1968］， Vol. 2：Chapter VIII） 更有进者，在他的分析之中，现代西方法律是从个人权利（他把其认作为一个不言自明的普世公理）出发的，通过逻辑而得出一系列的法则（定理），适用于任何事实情况。（景风华，2016：第2章） 源自如此的实质主义传统，民国时期以及当代中国都形成了与西方很不一样的少年法律和施法传统。

这个变化可以清晰地见于近年来的劳动立法中对劳动关系的严格和狭窄的定义，越来越把大多数的劳动者排除于其外，把他们纳入了不受劳动法律保护，或只受十分有限的保护的劳务关系和劳务派遣的范畴之下。它可以被称作为中国现代的一种半正式（即半行政，半社会调解）的第三正义系统，可以追溯到根据地时期的行政调处（区别于民间或社区调解），是一个来自古代的社会调解传统和革命司法传统互动结合的中国特色的正义系统。

田雷，2014，《中央集权的简约治理——微山湖问题与中国的调解式政体》，载黄宗智、尤陈俊（编）：《历史社会法学：中国的实践法史与法理》，北京：法律出版社，第291—320页。（亦见白轲，2014） 共产党成为一种超级政党诞生于一定的历史背景之下：在民国初年的议会体制下，众多（类似西方意义的）政党在议会中争论纷纷，但实际的权力则被军阀所掌握，议会的争议因此多脱离实际权力的运作，乃至不切实际。

）为了与西方学者、西方概念框架沟通，有学者把党章和党的基本运作规则比拟于西方（特别是不列颠传统中）的不成文宪法，认为其相当于西方意义的宪法，或基本法中的更为基本的、未经明言的不成文宪法。亦见黄宗智，2016：20，脚注91） 如今的中国，因为正处于社会矛盾特多的转型过程之中，如果采纳美国式的对抗性纠纷处理制度，废弃中国式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民间调解的古代传统以及行政调处的革命传统，而采纳美国事实上常常是小事化大的法律体系，其后果可以说不堪设想。

在笔者看来，这也许并不需要，也不该全盘废弃。首先是其在思维方式上与形式理性的不同。同时，也为这些地区较高的社会公平度奠定了基础——此点可见于它们如今的基尼系数：日本为37.6，在全球141个国家中排行第65名。韦伯的不足在于基本只把其他文明的历史当作他的总叙述的对立面，作为其陪衬，借以突出西方法律／文明的普适性和优越性。

我们看到，由行政机构来调处而不是民间或法院来调解纠纷是这个正义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不是从保护个人权利出发的法律，也不简单规定以某一年龄来划定成年与未成年的分水岭，而是采用一个比较多维度的模式：其中，法律和行政共同实施正义，实质与（引进的）形式并存于正义体系之中。

我们需要的是，既不要简单把这样的系统等同于现代西方意义的法律或现代化，也不要把其视作为一无是处的专制传统的体系而简单、完全地拒绝，而是要清醒地认识到其结合政与法的实质，既看到其实质性道德化和实用性效率的一面，也看到其过分依赖不受制约的行政权力倾向的一面，以及尽可能使自首这样的制度规范化、程序化，并运作于一个可以有效制约行政权力的（法院）监督系统之下。我们要认识到，非正式的社会纠纷解决机制是从和谐的道德理念出发的，因此，也完全可以视作实质主义正义体系的一个方面（黄宗智，2016）。

在地多人少的美国新大陆，由于其历史背景——1860年的《宅地法》（Homestead Act）允许移民登记领取160英亩的土地，1909年的《加大宅地法》（Enlarged Homestead Act）把其扩增到320英亩，1916年的《养殖宅地法》（Stock Raising Homestead Act）更将其扩增到640英亩（3840华亩），如今美国农场的平均规模是441英亩，即2646华亩（National Agriculture Council， 2015）——自始便没有可能形成像中国这样由紧密人际关系组成的村庄社区。而在中国，在法律制定内容之外可以适当考虑各种各样的部门规定和政策。